​彭冲：澎湃一生

彭冲：澎湃一生

来源：中国组织人事报, 作者：芦垚

导读： 1976年10月，中央交给彭冲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——和苏振华、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。

1977 年12 月5 日， 彭冲和机关干部、民工在上海市郊南汇县大治河工地挖土。

从宣传兵到好市长

彭冲，原名许铁如。1934年，不满20岁的他成为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。这之后，和众多同代革命者一样，为了安全，他不得不改名换姓，并沿用一生。

学生时代的彭冲在文艺领域非常活跃，在学校时他就是组织文化宣传的“学生头子”，而这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“敲门砖”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彭冲担任了新四军宣传队队长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已经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治委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彭冲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。1953年他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，这之后，他先后任南京市市长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，主政江苏长达20多年。

在他主政期间，南京城从一座“消费型城市”变成了“生产型城市”。1956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，是1949年的3.2倍。到1962年，这个数字上升为20余亿元。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、电子、汽车和建材都是在当时打下的基础。

南京的发展凝聚了彭冲的心血。晚年他提到，他最自豪的是“南京的工厂基本上都去看过”。回忆起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场景时，他说：“当时我在一线担任指挥，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。”

临危受命，接管上海

1976年10月，中央交给彭冲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——和苏振华、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。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叶剑英反复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：上海是“四人帮”的发家之地，经他们多年经营，势力日见坐大，盘根错节，情况复杂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，在政治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。“上海稳住了，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，就是为中央分忧。”

10月19日，苏、倪、彭三人抵达上海。此时，上海市委还在“四人帮”余党的控制之下，为了保密，中央工作组飞赴上海的事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，而直接通知海军上海基地接机。刚下飞机，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便出现在他们面前。

事实上，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，以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为首的“四人帮”势力听闻中央有变，已经在准备武装对抗。

山雨欲来，中央果断出手。10月9日下午，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、王秀珍到北京开会，此前，马天水已于10月7日被召到北京。旋即，三人都被控制在京。武装叛乱部署被打乱。

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。十年“文革”，生产被打乱，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。因为有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，一到上海，彭冲就开始抓生产。他到各处调研、开会、布置任务。在他的主持下，上海市迅速重焕生机。

1979年，彭冲任上海革委会主任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。同年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
法治先驱

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，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，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。

从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，彭冲连任三届。尤其是在后两届任期中，他的工作完全从过去的地方经济建设转向国家的法制建设。

在此期间，他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，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取得长足的进步。现在人大的基本程序、制度都是那时候制定的。

彭冲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。1989年4月，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，关于经济特区深圳争取立法权的议案遭遇强力反对。彭冲估计深圳立法权议案恐怕通不过，委员长会议对此议案作了调整和变通。原深圳市法制委主任张灵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，草案表决时，彭冲没有用举手点数的办法，而是用了点“技巧”，他说“反对的举手”。三年后，关于立法权的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后，以90%以上的票数通过。

彭冲对法制和民主的重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。他提出，治国要靠民主，要靠法制，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。

如今，说起彭冲的法治思想，人们常常会提起他刚刚调去北京工作时的一件事。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彭冲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，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，其中提出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，召开会议时，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——国徽，而不应是领袖画像。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自那之后，全国人大的会场上代表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会场前方的国徽，始终如一。